配资操盘技巧官网华北战局，毛泽东如何将日军破绽化为一步杀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配资操盘技巧官网，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二部分：战略防御阶段的军事思想

七、毛主席拯救华北战局的活棋

这一节，主要讲在平型关开战时，毛主席建议与国民党军一起出奇兵袭入敌后，并认为这是拯救华北战局的一着活棋。

毛主席的战略视野永远是超前的，这一步棋子正在落下，早就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了。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开战的当天，他连发几个电报，没有一句讲平型关作战，关注的却是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强调和部署游击战争，另一个是提出华北作战的一个大胆设想。

他的第一个电报，发给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副书记杨尚昆、军委书记朱瑞，并告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电报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的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他还要求，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要把整个华北游击战争的落实部署上报他。[1]

游击战争是必须坚守的重大战略方针，是八路军的生存发展之道，也是抗战能够持久坚持下去的办法，毛主席绝不会只是说说而已。他的领导特点是抓住不放，反复说明，反复强调，反复抓落实。

这一天，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训令，要求各部队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并对开展游击战争的相关任务和政策，各部队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等做了安排。这无疑是在抓落实。[2]

这天毛主席发的第二个电报，是给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的。他说，自己有一个新的战略意见，长电即刻发出，还对关键点做了提示：请他们将现在已经到达晋东北的八路军，全部暂时按兵不动，不去惊动敌人，以便待敌主力再往前深入至代州（山西北部的代县）及河北保定附近时，向北突击，恢复恒山山脉于手中。在保定和晋北的决战中发挥战略上的作用。[3]

当天第三个电报，发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林彪，讲对华北作战新的战略意见，同时要他们向蒋介石、阎锡山建议。[4]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意见呢？竟然如此郑重其事。

第一，毛主席看到了华北日军的战场漏洞。他说，日寇正在进攻河北保定和山西代州，下一步的目标向着石家庄和太原，而这两个方向的中间地带，山西的灵丘、广灵，河北的涞源、蔚县，这4个县似乎没有多兵据守。

为阻止敌人占领太原、石家庄，为支持华北的持久战起见，拟向蒋、阎提出战略建议：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这是东北军的），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15000至20000人，与我林彪一一五师全部配合，受朱德、彭德怀指挥，在蔚县和涞源的日军向保定前进，灵丘和广灵的日军向代州前进，而且确已深入之际，从灵丘、涞源之间向北突击。

通过这样一个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恢复灵丘、涞源、广灵、蔚县这4个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同时，在灵、涞、广、蔚建立群众的及堡垒的根据地。

毛主席看到，日军向太原和石家庄这两路进攻目标之间，出现了一个少兵薄弱地带，中国军队可以出奇兵中央突破。他说，如果此着能够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兵力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许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他要求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考虑之后，向蒋介石、阎锡山提出建议。

在日寇主要兵力用于前线进攻，国民党军正面战场被动挨打之际，出其不意地派出国共数万军队穿插深入敌后，从3个方向进行大规模侧后袭击并建立根据地，这不能不说是造成华北战场新局面、变被动为主动的妙招。

但蒋介石、阎锡山愿意协助吗？敢进行这样深入敌后的部署吗？如果他们不愿意怎么办？毛主席也有考虑和安排。

第二，毛主席提出，不管蒋介石、阎锡山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应等候河北蔚县、涞源之敌脱离蔚涞，攻至保定附近的满城，山西的灵丘、广灵之敌脱离灵广，攻至繁峙附近，上述4县日军兵力极少之际，使用林彪一一五师全部向北突击，依情况再分成无数小支，或分成二三个集团，向着恒山山脉以东、以西、以北广大地区，在敌人的空虚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若在敌之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暴露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若仅派遣战术支队，那是无益的。

战场是一个敌动我动，我动敌动，瞬息万变的动态过程。不只要提出出其不意的妙计，还要隐蔽战略企图，掌握恰当时机，才有可能达成目的。

第三，如同意上述意见，就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那时应以一二零师的王震部位于策应前方、保持后路的地区，贺师在晋西北的使用同此原则。

毛主席把这个建议看得很重。他认为，蒋介石和阎锡山要在保定决战、晋北固守，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姿势下，如无一支奇兵袭入敌后绝难持久，华北战场“现在仅仅剩下此一着活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

按照蒋介石和阎锡山的作战方式，很难采纳这样的建议。那怎么办？

毛主席也想好了，就让一一五师全部向北突击插入敌后，一二零师的一部分在后面“策应前方，保持后路”。但这一底线不能告诉蒋介石、阎锡山，还是争取他们派部队一起干，力量大了才能起到战略性作用。

这个电报发出第二天，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传来，毛主席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尽管此战震惊中外，举国欢腾，贺电纷至沓来，毛主席却没多说什么，而是重点提醒前线领导：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的计划，暂时还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5]对这步妙棋，毛主席强调稍等一下。

过了3天后，9月28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说：河北涞源、阜平，山西灵丘、广灵地区山脉很大，地形比晋西北好，人口不少，粮食不缺，可在上述地区，连同山西浑源、繁峙、五台、盂县、河北阜平一带创建抗日根据地，与晋西北呼应。这无论对现在和长远来说都是上策。但无论怎样我们应有决心争取晋东、晋西两大山脉，巩固游击区，使入晋之敌陷入我群众重围中。

这里讲的战略方向和基本思路与毛主席一致，但有更为具体地考虑和拓展。不是被动简单地应和，而是基于战场形势的主动认识和落实。

此时，毛主席战略建议的实行条件开始出现了。

日军在河北已经占领保定，并在山西积极进攻平型关和雁门关。借此机会，朱德、彭德怀致电正在平汉路北段作战的蒋介石亲信、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并要他转呈蒋介石，提出：敌人有相当兵力占有巩固的进攻出发地，我们虽能突破一战，势难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更难转变整个战局的形势。建议迅即调集桂军主力30000以上兵力，由平汉路运往新乐县，转向涞源前进，配合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从灵丘、涞源、蔚县夹击进攻平型关、雁门关，消灭进逼雁门关、平型关之敌。

然后，转向紫荆关以北及东北地区逼进良乡、涿州，以小部进逼南口、怀来，更以第十八集团军之一部出于热南、冀东，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之进攻计划。照此计划，不仅能解平型关、雁门关之紧张情况，亦可转变整个华北战局。[6]

这个建议与毛主席此前的战略意见，着眼点都是转变华北战局，部队展开地域和方向大同小异。当时，河北徐水、保定等地已经被刘峙丢掉了，石家庄也岌岌可危，日军要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茹越口突破国民党军的长城防线，阎锡山要求八路军在平型关配合作战。这里考虑的是，先配合国民党军消灭进攻平型关和雁门关之敌，再调转方向向北和东北方向，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

发出转呈蒋介石的建议电报第二天上午，毛主席又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来电。[7]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讲华北和全国的抗战形势。仅仅几天时间形势又变化了。毛主席认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敌已从平汉和津浦两路的中间突破进来，保定已失，敌正迂回石家庄的侧面，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河北失后，敌将从海州登陆进占徐州，则山东将不战而失。不久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

这一形势将影响到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南京将被大轰炸，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估计中国政局在数月后将起变化，我们应争取在彼时达到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实行三民主义与十大政纲，继续支持民族战争之目的。也只有在彼时，真正人民的民族战争才能实现。判断彼时苏联将给中国以实力的援助。

从“河北局面已经完结”，毛主席竟然预见了那么多，而且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发这个电报的时间是1937年9月29日，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政府宣布迁都重庆，苏联派出2000多名飞行员以“志愿”名义参加南京保卫战，12月13日南京沦陷。12月27日山东沦陷，韩复榘因不战而退被蒋介石枪毙；1938年1月，连蒋介石在《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中都认为，要派“正式的部队”打游击战，还在衡山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叶剑英等去传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毛主席真是见微知著、料事如神啊！

南岳圣经学院旧址。1939年2月，国共合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在此开班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不只预见到了国民党军的失败，苏联将给中国以实力的援助，还看到伴随着失败的国民党必须改造自己，同时看到这些失败带来的机遇，就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提供了实现条件。

第二，讲山西的抗战形势。毛主席说，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坚持这一方针，布置全省的游击战，坚持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人民参政及改造晋军的根本方针。

毛主席提醒，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但须计算，这仅是战役的暂时的局面，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给朱德、彭德怀发出这个电报的同时，阎锡山正在召开第二战区长官会议，也是讨论山西抗战形势，并进行忻口会战准备工作，要求八路军与他的部队配合。[8]毛主席认为，当然可以参加配合，但一再提醒，这样的局面是暂时的，而且时间会很短。这个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就收到朱德、彭德怀的通报，平型关失守了，真是“极短的暂时”。

第三，再次提出那个突袭敌后的战略建议。毛主席说，关于使用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二三个师待敌相当深入后，向灵涞广蔚及其以北突击，捣其空虚后方的计划，请朱德、彭德怀着重研究一番。如实行此着，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展开一个新局面，虽然不能根本地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但暂时地部分地破坏是可能的。这就大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虽然形势已经变化，毛主席还是在讲向灵丘、涞源、广灵、蔚县及其以北突击的计划，可见这是他考虑成熟的战略意见。朱德、彭德怀也向蒋介石提出建议，但没有发现南京方面回应的信息。

此时，进占大同的日军已经突破茹越口，占领了平型关后方的繁峙、代县，阎锡山放弃雁门关到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将战线南移，退守太原以北的忻口一线。忻口是太原的最后防线，忻口失守则太原不保，太原失守则丧失华北战场上最后一个战略支点，国民党华北正面战场也会解体。

毛主席指示朱德、彭德怀，要求蒋介石调第一战区的黄绍竑、卫立煌率军入晋，支持山西战场局面。一向怕蒋介石染指山西的阎锡山，也连连致电蒋介石，要求马上增兵援晋。10月4日，蒋介石急令本属第一战区的嫡系部队14集团军卫立煌，率4个半师从平汉线赶往忻口参战。此时大家想到一起去了，阎锡山和蒋介石也都到了不得不尽力打一仗来支持华北的关头。[9]

在战场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的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还有出奇兵深入敌后的战略意见能得到落实吗？当然不能动摇。

在配合忻口战役的作战计划上报后，毛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对八路军3个师的部署做了进一步指示。最后特别强调：“林贺两师原来划定之地区，均应派遣必要之地方工作人员，有计划地散开工作，于一定地区完成一定任务。不得因为主力作战而置原定地区之地方工作于不顾。”[10]

北方局也专门开会讨论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提出平津共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的抗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留在城市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刘少奇还专门给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写信讲，河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八路军建设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北方局还向毛主席、张闻天提出，拟将华北划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晋察冀、直南、直东、冀东、山东等9个战略区，并派人在这些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和影响友军的工作。[11]

朱德总司令根据中央部署，迅速将八路军各部由集中配置改变为分散配置，实行大规模战略展开，并大体划分了各部的工作区域。[12]除以主力位于平型关、雁门关、阳朔之线，在忻口防线两侧翼外配合作战外，还组织了4个支队挺入敌人后方：以刘云彪骑兵支队约600人马在河北涞源、紫荆关、易县、唐县、曲阳地区活动；杨成武支队3000人已经深入山西灵丘、广灵和河北蔚县地区；宋时轮支队1000人挺进于山西朔县、平鲁、左云、怀仁、浑源间；李井泉支队1000人已经出动于山西朔县以北地区。[13]

毛主席提出的计划，本来是建议蒋介石也派出几万人与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道突入灵涞广蔚地区，形成位于平津附近的战略牵制力量，改变华北战场的被动局面，但国民党军不想、也不敢穿插到日军的深远后方作战。尽管八路军主力要配合忻口会战从侧后打击日军，但毛主席袭入日军深远后方的设想也在实现，只是没有国民党军参加，也不是一一五师主力了。

据开国上将时任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回忆：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总部命令他们向敌后挺进，任务是配合忻口友军作战，破坏敌人之后方联络，断绝敌人之交通，以游击战术与敌人在广灵、灵丘、涞源、蔚县地区周旋。同时，要他们以北岳恒山地区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开创根据地。[14]这正是毛主席战略建议中看中的地区。

当时，驻守在涞源城的日军，因深入山地，怕挨打不敢出城。10月10日夜，独立团一营和便衣队袭击涞源，日军100多人闻风而逃，独立团胜利收复涞源城。

解放涞源当夜，独立团又决定：二营以涞源城为基地，乘胜向东面的紫荆关、易县退却之敌跟踪追击，收复易县县城，沿途发动群众，大刀阔斧地开辟抗日根据地；团长杨成武带领一营三营，插向灵丘、广灵之间的冯家沟，去伏击日军运输队。日军每天都有数十甚至数百辆汽车和马车，在这里跑来跑去运送物资。

10月11日拂晓，部队饱餐了一顿小米粥和煎饼，杨成武下达任务并进行动员。大家听说打鬼子的运输队都很高兴，因为运输队是“大肥肉”，拉着满满的粮秣和弹药可以补充一下。但从驻地到冯家沟近200里，沿途都是崎岖的山谷小路，要求必须第二天早晨赶到，只能长途急行军。

没走出多远就下起雨来，走到天黑以后雨下得更大。一营长说：雨下得这么大，敌人肯定不会出动了，没必要再往前走了。杨成武对他说：你怎么知道敌人不会前进？于是他们冒雨跑步前进。营长边跑边大声喊：万里长征都过来了，剩下几十里路算个啥，上啊，谁也不许掉队！党员们呼应着：赶到阵地再休息！打了胜仗再休息！昼夜兼程200里，部队在天亮前赶到冯家沟附近。

这里，南接灵丘60里，北距广灵20里，中间干涸的河滩上有一条单薄的公路，两边全是连绵不绝的大山，南面一个小山包形成一个垭口，就是两山之间低洼的通道。杨成武指示一营在垭口上布置一个口袋阵，伏击从北面广灵南下的日军，这是主要伏击阵地。但日军运输队也有可能从灵丘出发往北来，于是又让三营在南面的义泉岭设伏。在同一条公路上，对两个方向都可能出现的日军设伏，实际上哪个方向先出现敌人，哪个方向就是主要出击方向，另一个方向为配合。

在一营布置伏击任务时，三连因上次战斗损失过半被留作预备队，三连连长宋玉琳非常不高兴。他气鼓鼓地绷着脸在山头上转悠，要为三连找块阵地。不一会儿赶回来，对作战部署提出异议说：敌人由北到南进入伏击圈，枪响后有两个可能，一是边抵抗边撤，二是不顾死活往南冲，现在的伏击地域纵深有限，敌人若是往南猛冲一气，很可能穿过底部逃走，他建议安排三连到口袋底部去，杨成武觉得有道理便采纳了，宋玉琳终于为三连要到了一块阵地，而且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中可以看到，八路军不畏强敌、争先恐后的战斗精神，这个连长不但作战勇敢，而且肯动脑子，善于从敌我双方的态势来考虑战斗，注定是个有发展前途的指挥员，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当时是一营设伏的冯家沟先出现敌人，只用了三四十分钟就大获全胜，板垣师团的第二运输大队在此覆没。共毙伤日军100多名，缴获摩托车3辆，大车120多辆，骡马800多匹，步骑枪70多支，各种短枪10多支，炮弹20多箱，子弹40多箱，罐头、饼干、汽水等食品多达2200多箱，还有一大批呢大衣和军毯。

接着，三营在南段义泉岭也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日军不知道冯家沟已经在我们手里，他们乘着5辆汽车闯进三营伏击区，被三营一阵猛打，3辆汽车成了战利品。从此这条交通线被我完全控制。

因为抓了一些伪军，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广灵城里只有几十个日军，灵丘城的日军也不多，他们的主力正在忙于忻口太原攻略。杨成武得知后，立刻命令三营攻取北面的广灵城。战士们抓起刚刚缴获的枪支弹药，揣上几包饼干，边吃边向广灵城奔去。下午3点多钟兵临城下，当地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攻城，也纷纷操起鸟铳、长矛、斧头助阵，三营很快破城而入，守城日军又被歼灭几十人。广灵城收复后，南面灵丘城的日军孤立了，他们弃城逃窜，独立团又收复了灵丘城，随后又分兵向东、向西、向北三面迅速推进。

正如毛主席此前预计的那样，当日军主力进到忻州、太原时，这一地区真的“没有多兵驻守”，所以不到20天，杨成武独立团就连续收复涞源、广灵、灵丘、易县、蔚县、阳原、浑源等7座县城，并向平西地区和平绥、平汉铁路沿线大踏步地挺进。独立团和师直属骑兵营向东北方向推进，一直打到北平外围，切断了张家口经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也使日军难以迅速调动第二线部队增援忻口作战。[15]

10月上旬，独立团挺进到灵涞广蔚时是1700余人；到10月底，迅速发展到7000多人，还开启了八路军收复大片沦陷区的大幕。总部把独立团扩编为独立第一师，部队由一个团扩展为3个团，还编有特务营、骑兵连、通信连、炮兵连、工兵连，组建了各地的游击支队和县大队，连独立团宣传队也扩大为战线剧社。杨成武本来就是红一师政委，改编后他降为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此时他又把自己打成了独立第一师师长。

如此巨大的发展变化，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

一个令国民党军恐惧的日寇占领区，而在毛主席眼里，却是可以出奇兵从侧后牵制敌人、拯救华北抗日战场的最后一招活棋。毛主席的战略建议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但八路军用杨成武的一个独立团挺进，就使那里变成了一片充满胜利希望的广阔天地。

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方法，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注释：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58页。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674-675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2页。

[5]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11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679-680页。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7页。

[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682页。